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一般民俗所具有的全部特征，事实上是很难的。这里所说的民俗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指各地各民族民俗所共有的基本特征。

变异性

      变异性是指民俗在传承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所呈现出的某些具有变异特点的外部特征。民俗犹如一条流动的河，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地域性是民俗表现在空间上的某些特征的话，那么，变异性所强调的则主要是民俗呈现在时间上的某些特征。

      不妨以中原男子发式的变化为例：清以前，中原男子全蓄发，他们簪发为髻，置于头上。清朝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廷颁发剃发令，令汉族男子依满俗剃光顶发，余发捋在脑后梳成辫子，违者立斩。但仅仅过了二百多年，旨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爆发，整个社会关注曾作为大清统治的辫子问题。于是围绕着剪与留辫，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剪辫几乎成为保清下反清的界线。随着满清王朝的灭亡，汉族男子的辫子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被分头、背头、平头等各式短发替代。

      民俗的变异往往是由于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决定的。当然，与社会环境的变化相比，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民俗的影响要小得多，也缓慢得多。而影响民俗发生变异的社会环境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是民俗发生变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首先，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是民俗发生变异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历史上，有数次因周边民族侵入中原而引发的民俗变异。这些新文化的到来在丰富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中原传统民俗的变异。如今天北京饮食，涮羊肉、烤全羊、烤乳猪、满汉全席，甚至包括白水羊头、各色面食小吃等，都与蒙古族、满族及回族饮食文化的渗透有关。

      此外，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是造成民俗变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缔造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但是，历史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俗的影响仍不可忽视。这种影响最初也话仅出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但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到来，与之相关的精神文明也悄然传入，使许多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

      史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齐国国王安德王去李妃娘家赴宴，李妃的母亲宋氏给了他两个石榴。安德王不知其意，便随手将它扔了。后来，太子的老师，见多识广的魏收告诉安德王说：“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这石榴不可弃之”。由此可知，早在公元八世纪，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用石榴预祝新人多子多孙的风俗。至唐宋，这一风俗得到了进一步普及并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纪的前半期。

      据考查，石榴原产安息（伊朗），故也叫“安石榴”。随着我国与西域诸国的交往，包括石榴在内的西域果蔬也相继传入我国。据专家考证，安息的石榴信仰向西传入希腊，古希腊神话中，受安息习俗影响，天神宙斯的妻子赫拉右手执杖，左手拿石榴，主管男女情事与子孙繁衍；向南传入印度，佛经故事中有女神名诃梨第母，传说这位女神一生生有一千多个孩子，但她嗜食别人子女。释迦牟尼度化她，藏起她最心爱的儿子，使她懂得了失去爱子的痛苦，从此痛改前非，做了生育女神。她的形象便是左手抱小儿，右手拿石榴。可见，这一形象也接受了波斯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婚礼上，新娘总是身穿石榴裙，怀抱石榴花盆，腰揣石榴果，实际上也是西域风俗的衍生物。从上述事例中可以使我们看到，由国际间文化交流而导致的域外文化传入，是造成本土民俗发生变异的重要原因。

      自然环境变化也是造成民俗变异的原因之一。但这里所说的变化并不是指因某地自然环境发生突变而引发的民俗变异，而是指一群体因迁徙到一个新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而引发的生活习俗上的变化。如作为发源于中国北方、喜居石室的苗族，在与黄帝逐鹿中原、败走云贵后，也不得不放弃北方生活方式而改居适应南方气候的干栏式民居。

      民俗的变异性表现在移风易俗方面最为明显。通常情况下，民俗的变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无需人为干预。但如果某些民俗确已成为陋俗，民俗的变革则势在必行。在我国历史上，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民俗变革的事例很多。六朝时，太原地区寒食节禁火长达百日，期间官民人等不得热食，严重地影响了民众的身心健康。后来皇帝下令改禁火百日为禁火三日，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禁火百日的陋俗也由此得到有效的控制。又如在旧时代，中原汉族地区曾盛行近亲结婚，建国后，人民政府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使“姑表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表亲联婚陋俗在政府的干预下取缔。

      利用民俗事项所具有的变异性特征进行民俗改革，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比如赌博是世界普遍存在的一大陋俗，但政府在人们在赌博的基础上发行了彩票，化陋为良，既满足了人们赌博心理，同时间接地造福了社会，满足了社会对公益建设资金的需求。当然，移风易俗是有条件的，民俗变革必须顺应历史的发展和民俗的演变的内在规律，不可一味强求。

      前文说过，任何民俗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变的民俗是不存在的。民俗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民俗自身为协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进行的自我演变，而另一种是作为政府行为的外部干预。民俗的变化，通常是民俗自身演变的结果，这种变化虽然比较缓慢，但也相对稳定，不会因激变而引发大规模的波动。如端午赛龙舟原本起源于江南民间的“送厄”，后随时光流逝，后人渐渐抛却原来的目的，而将龙舟竞渡说成纪念屈原，至此，端午的文化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由民俗自身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多的负面影响。民俗的另一种变化，是以政府干预的形式出现的。如近年来一些大都市出台的禁止燃放鞭炮令，这是行政干预的表现。